1983年2月6日，广州出了档子让人大跌眼镜的事儿。
这天，白天鹅宾馆正式挂牌迎客。
照理说，这也是国内头一家五星级大饭店，应该是那种绅士淑女云集、这儿那儿都透着高雅的地方，可谁成想，现场乱得跟菜市场似的。
好几万老百姓像潮水一样涌进来想要开开眼界，大堂瞬间就被塞得满满当当。
人挤人，挤到什么程度？
不少人连脚上的鞋都被踩掉了。
后来服务员打扫战场，光是捡到的单只鞋，就装了好几个大箩筐。
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厕所。
才过了一天，卫生间里的卷纸就没了四百多卷。
那时候大伙儿没见过抽水马桶这洋玩意儿，根本不懂怎么使，有的纯粹是觉得新鲜，按着冲水键不撒手，差点没把水箱给冲爆了。
看着这满地狼藉，酒店管理层心都在滴血。
有人当时就坐不住了，提议说：“要不咱把大门关上？
或者设个门槛，别让普通街坊随便进来了？”
这笔账，要是按生意人的逻辑算，一点毛病没有。
这种顶级的奢华场所，维护费那是天价，让成千上万不懂怎么用马桶的人进来折腾，光是设备损耗就是个吓人的数字，更别说还可能把那些揣着美金的高端客人给吓跑了。
可偏偏投资人把这事儿给拦了下来。
他撂下一句话：“得让老百姓亲眼看看改革开放是个啥样，他们心里才会有底！”
这话乍一听像是场面话，可你要是把日历往前翻几年，再看看霍英东之前干的那些“出格”事儿，你就会明白，这其实是他心里盘算得极清楚的一笔“政治大账”。
白天鹅宾馆这栋楼，打根儿起就不是为了挣那点住宿费，它是为了把一堵厚墙给撞开。
把时间指针拨回到几年前。
70年代末，国门刚打开一条缝，一个让所有人脸上都挂不住的尴尬事儿发生了：洋人来了，没地儿睡。
那会儿的北京，堂堂首都，挂着“涉外”牌子的饭店一共就7家。
名义上是有5200张床位，可实际上能拿得出手、符合接待标准的，满打满算也就1000张左右。
这就弄出了一个特别丢份儿的场面：大批外国人拿着外汇来谈生意、来旅游，结果到了晚上没窝，只能在饭店的餐厅拼桌子，或者在过道里打地铺凑合一宿。
偌大一个国家，连个像样的睡觉地儿都拿不出来，这哪光是少赚点钱的事儿，简直是把面子丢到了姥姥家。
国家旅游局这下坐不住了，火急火燎地提出要在北上广等地建“八大合资旅馆”。
想盖这种楼，兜里得有硬通货，脑子里还得懂行。
于是，大伙儿的目光都瞄向了香港那位大富豪——霍英东。
霍英东可不是一般的买卖人。
早在抗美援朝那会儿，他就冒着被港英当局整死的风险，给内地运了三年的“违禁”物资。
在那个圈子里，大家送他个外号叫“红色资本家”。
1978年，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在广州约见霍英东，试探着问：能不能带个头，搞个酒店？
标准嘛，不用太高，10万港币一个房间就行。
霍英东听完的反应，把在场的人都震住了。
他压根没算回报率，也没问地皮贵不贵，直接拍了板：别抠抠搜搜盯着10万，我要盖就盖最好的，搞个一两千个房间，钱全部我来出。
最后这一算账，投资额飙到了5000多万美元。
但这仅仅是钱的事儿吗？
没过多久，霍英东就发现，有些坎儿，即便你有金山银山也跨不过去。
头一个让人头大的难题，就是选地。
摆在霍英东跟前的有好几块地皮，可他谁也没看上，偏偏相中了条件最烂的一块——广州沙面岛。
这地方名字听着挺雅致叫“拾翠洲”，其实就是珠江冲出来的一块烂泥地。
地基软得像豆腐，施工难度大得吓人，成本更是高得离谱。
更要命的是这地方有“心病”。
这儿以前是英法租界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割出去的“伤心地”。
身边的人都劝他换个地儿，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：处理地基得花大价钱，工期还得被拖得老长。
但霍英东心里的算盘是另一种打法。
他坚持不动用耕地和城市建设用地，而且扔下一句硬话：“就在这片曾经受辱的地方，盖起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酒店，这才叫长志气！”
他要盖的不仅是一栋楼，而是一块把“屈辱”洗刷成“荣耀”的碑。
地选好了，钱也到位了，真正的硬骨头才刚端上来。
在这个项目上，最大的拦路虎根本不是技术，而是那时候僵化的体制。
霍英东想把这5000万美元白送给国家搞建设，居然送不出去。
为了跑手续，霍英东在内地和香港之间来回穿梭了十多趟。
经贸部、侨办、港澳办、国家旅游局，一个个衙门跑下来，大家都说这事儿好，可到了签字盖章的时候，一个个手都缩回去了。
为啥？
谁要是批了这个五星级大酒店，谁就可能犯政治错误。
广东省那边更是胆颤心惊，根本不敢做主，必须得国务院点头。
这事儿眼看就成了个死局：上面没规矩可依，下面没胆子敢批，中间没人敢担责。
就在这节骨眼上，破局的人来了。
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，看着这个僵局也直挠头。
他琢磨来琢磨去，决定去找叶剑英元帅讨个主意。
叶帅心里是支持搞合资酒店的，听完汇报，他没直接给哪个部门下死命令（因为那样还得走一堆繁琐流程），而是给杨尚昆指了一条道：
“广东省自己把担子挑起来吧！
这话里头，全是政治智慧。
叶帅的意思很明白：别老等着北京的“婆婆”点头，利用手里现有的尚方宝剑，把审批权下放给自己。
杨尚昆也是个明白人，一点就透。
就这么着，这个卡了半天的死结，通过“利用规则打破规则”的巧劲儿给解开了。
1979年4月，白天鹅项目终于拿到了“准生证”。
酒店是盖起来了，可麻烦事儿还没完。
建设过程中，又有部门跳出来提要求：白天鹅宾馆盖得太高了，为了广州的防空安全，必须在楼顶上架设高射炮台。
这听起来简直像是黑色幽默——在一家专门接待外宾的五星级酒店顶上架大炮？
这还不算完。
相关部门还非要在宾馆旁边盖员工宿舍和自行车棚，说是方便职工骑车上班。
出发点倒是好的，可你想想，在寸土寸金、讲究格调的五星级酒店门口堆一堆自行车，那画面得多违和？
要是换了别的投资人，估计也就认栽了，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上。
可霍英东一步也不退。
这不仅仅是好不好看的问题，这是专不专业的问题。
如果不死磕国际标准，这就不是“白天鹅”，充其量也就是个高级招待所。
最后又是叶剑英发了话，给宾馆开了绿灯，免建炮台和车棚。
1983年，当几万市民挤爆白天鹅宾馆，把地毯踩得黑乎乎，把手纸用个精光的时候，霍英东为啥不生气？
因为跟建酒店时碰上的那些体制高墙、观念阻力比起来，这几百卷手纸的成本简直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。
霍英东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他盖的这个玩意儿，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，太超前了。
超前到大家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，也不知道该怎么管。
最开始，宾馆招了2000名员工，没一个人懂啥叫酒店服务。
当时最省心的办法是请外国管理集团来托管。
但霍英东直接拒绝了。
他咬死了要“自行设计、自行建设、自行管理”。
他把员工送到国外去学，硬是自己把人才队伍拉扯了起来。
后来，白天鹅宾馆率先搞信用卡结算。
当时多少人质疑：“看不见现钱怎么能算收款？”
“钱要是收不回来咋整？”
霍英东力排众议，硬是把这事儿推行了下去。
事实证明，他算的这笔“大账”全对上了。
白天鹅宾馆开业第一年就开始赚钱。
1985年，它成了中国第一个挤进“世界一流酒店组织”的成员。
1986年，甚至连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都下榻在这里。
更关键的是，那个“任由市民参观”的决定，砸出了巨大的响声。
因为亲眼看到了、摸到了啥叫“现代化”，广州人对改革开放的信心一下子从虚无缥缈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。
那种视觉冲击力，比看一万篇报纸社论都管用。
如今，白天鹅宾馆已经在沙面岛矗立了40多年。
回头再看这段历史，你会发现，霍英东和当时那些支持者们（像叶帅、杨尚昆），他们干的最关键的一件事，其实就是：
在旧体制的铁桶阵里，硬生生撕开一个口子，然后用世界级的标准，把这个口子死死撑住，直到外面的光照进来，让所有人看清楚——原来日子还能这么过，事情还能这么办。
这四百卷手纸，花得太值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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